孙语道合，乃对注引殷浩说的答辩。
(48)关于心学对董其昌画学的影响，学界已有不少论述，如朱良知《试论心学对董其昌画学的影响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00年第1期。主张真正的视乃心视而不应当单单以目视，心视发窍于目才有目视。
品味中通过味来识别品类(类的寻求)，进而推演其根据(故的寻求)，此为认知维度。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：汝心之视，发窍于目。阳明坐亭中七日格竹而不格心，终至于劳神成疾。阳明称良知为主意头脑，唯一的知，这并不意味着，见闻与知绝缘。致良知之展开，须就心-理上展开，但理不可见，理之发见处——文才可见。
(45)禅家有南北二宗，于唐时分，画家亦有南北二宗，亦于唐时分。心统五官之统义为统摄。同时，阳明心学的这种豪杰精神，本是传承于《儒行》之十五儒： 且夫《儒行》十五家者，皆倜傥有志之士也。
[9]482～483 朱晦庵强以新民改之，谓与下文《康诰》作新民之文合。心斋为阳明弟子，读书不多，反能以经解经，义较明白。人格完善主要在于气节，而气节的树立则与修己治人之学有关。[8]94 天理不外良知，然而天理也就是佛家说的真如本性，良知则为人心的本觉，谈论真如或天理难以体验，而良知之说近于佛学本觉而能反心而具，故容易传播开来了。
诸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王国维，以及此后被认为是新儒家的熊十力、贺麟等人，都对阳明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，章太炎也不例外。可以作为章太炎对于阳明学认识的晚年定论的代表性文献，则当为作于民国十三年孟秋，也即1924年的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之《题辞》与《后序》，以及当时国学讲习会的记录稿如《菿汉昌言》与《诸子略说》等，这些文献围绕的核心问题则为宋明理学所关注的程朱陆王之辩，以及章太炎晚年常讲的儒学史上的修己治人与明心见性之辩，探析这两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章太炎晚年的儒学观很有必要②。
文成所论，则其一隅耳。[3]116 王阳明之学浅薄，故而其事功无足羡，在章太炎看来，朱宸濠比明武宗更具长民之德，故而阳明辅佐明武宗平定江西之乱当是极不明智的，这也就从学与政两个方面基本否定了王阳明。章太炎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然而就大礼议事件而推论王学不重礼教，则还是有点片面了。朱维铮先生主要分析辛亥前后章太炎对阳明学的议论，指出章太炎辛亥前否定王阳明的学与功，与当时康有为、梁启超推崇、利用王学有关。
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学的重要性则在于扩充了《论语》与《儒行》的省过说，王阳明独特的豪杰精神也是与体兼儒侠的子路一脉相承，同时是《儒行》之中十五儒的后世振起者，这二者正好指示了阳明学脉之中少为人提及的人格培植的面向，而在突显阳明学豪侠精神的理路的背后，则还有对民族危亡的思量。格物者，知物有本末也。《大学》谓物格而后致知，非谓致知而后物格。[2]146 观守仁诸说，独致良知为自得，其他皆采自旧闻，工为集合，而无组织经纬。
章太炎说： 明儒视礼教轻，是文成之阙也。因此，他常将天理良知与佛学术语等同起来： 天理不外良知，其后甘泉亦自了此。
他指出若以程朱之学矫之，反滋纠纷[7]995。不过他对阳明后学中王艮对格物的诠释表示了认同： 格物致知之说，王心斋(艮)最优。
[7]989 薛瑄(敬轩)虽为高官，言语也谨守，然而其学尚不足称为修己治人之学，反而是躬耕不仕的吴与弼可以修己治人，其原因则在于安贫乐道，无超过人格语。故他在此处还说：盖阳明读书多，不免拖沓。章太炎认同王艮的解释并加以发挥，也与他认为《大学》原本就是以修己治人为中心的观点相一致。他批评阳明后学背离礼教，并认为问题根源在于阳明本人，但对儒佛会通的阳明后学却多有肯定。事实上，在章太炎的学术体系里，宋明理学原是以佛禅之学为根本的，程朱陆王，固以禅宗为其根本[17]441。……盖王学末流至颜、何辈而使人怖畏矣。
……余观其学，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，犹自孔门大儒出也。然阳明以为格当作正字解。
朱浩先生也分析了章太炎一生对于阳明学态度变化始末，认为章太炎前期是持朴学家眼光的贬斥与推动革命的利用，后期转而重新肯定并以佛学化解粗陋处(参见朱浩：《章太炎之王学思想演变》，载《江南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16第1期)。[7]991 王阳明在世之时，弟子邹守益(东廓)等人助其实现事功，到了欧阳德(南野)、聂豹(双江)等阳明后学，则虽官职不低却是碌碌无为。
这么看来章太炎评价阳明学儒、佛会通，是将其与明心见性区别开来的，这是讨论章太炎的阳明学观的时候，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。殊不知《康诰》为殷、周革命之书，其意欲使殷之旧民，作周之顺民。
定宇语王龙溪曰：天也不做他，地也不做他，圣人也不做他。虽心知其故，而情不自禁也。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，故付之于良知，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，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，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。斯乃过于剀切，夫何玄远矣哉?[5]469 这里，章太炎虽强调知行有先后，但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义之情作了肯定，认为可以导人悟得真知。
此阶段另有后收入《说林》的短文《谴王学》，其中对他为何否定王阳明的事功，作了补充： 守仁之学至浅薄，故得分志于戎事，无足羡者。章太炎完全认同古本，肯定王阳明复古本之功：自阳明言‘致良知以正物，物即事亲治民等事，文义始明，趣入者不患其无途径。
到了晚年，章太炎从事国学讲习运动，开始特别关注阳明学。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
是以四家之学，行之或百余岁，或几二百岁，卒未闻其徒有破检者。[7]988 陆九渊为学主张先立其大，也即发明本心，故而不以解经为重，甚至持有六经注我的观点。
章太炎又进一步论证，格的本意为量度，所以王艮训格为絜度，格物致知也即将修齐治平的本末之道，一一加以量度并规范下来。与此相似，他对邹守益之孙邹德涵(汝海)也赞许极高： 王门数传至邹汝海，其所自悟，过于白沙、阳明……自周、程以来，唯汝海知有所知障，知有法空观，不知其行能弇言否耳。宋以降，儒者或不屑是，道学虽修，降臣贱士亦相属，此与为盗者奚若?不有文成起而振之，儒者之不与倡优为伍亦幸矣。心斋读书少，故能直截了当，斩除葛藤也。
章太炎指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事明心见性之学，明哲保身，故而不能专心政事。对朱子将在亲民改作在新民，章太炎多有批评，而肯定王阳明恢复《大学》古本亲民之功，相关论述颇多： 彼辈以为《康诰》有作新民之语，下文又有苟日新、天命维新诸语，故在亲民之亲，非改作新不可。
他与清初的顾炎武等学者一样，将王学的末流颜钧、何心隐、李贽等归入猖狂无度者的行列，认为他们背离了礼教，也背离了师说，方才自取其辱。晋文而在，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。
这样诠释，也就解决了为什么《大学》原书格物致知无传的问题。故今先举王阳明以为权说，下者本与万善不违，而激发稍易。
